好书摘读：《2000年以来的西方》---<反性侵运动和女性主义辩论>

作者

首先聊本书作者，我是在《奇葩说》遇到刘擎老师，后来又在《十三邀》擦身而过，在最近又不小心在一个网页的引用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搜索后，对目录很喜欢。第二天，在图书馆翻看时也很喜欢，于是拿来读。由于工科研究生的缘故，兼顾课程、考试、横向、论文和编程，能够用来动脑读书的时间还是需要拨冗，当然读得也没有那么深刻，我也不准备很详细地消化吸收甚至做批评，在拓宽广度的同时能够拓宽一点点深度就满足我的预期了。

算上两个晚上的4h，和一整天，用时15h，总归是读完了。（一天看12h有点偏头疼）

我在检索这本书的豆瓣时，也查了作者的其他著作，《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也很喜欢，只是这本比较严肃，只能等放假的时候再拜读了。所以本着读完刘瑜读刘擎的狡黠的占有欲。我开始了阅读。不过由于这本书的抽象性更高，从记忆上，这本书比刘瑜站得高一点（因为我是在初中的时候看的刘瑜的散文而且也没做标注或读书笔记，所以忘得差不多了，今年读了《可能性的艺术 : 比较政治学30讲》有很多细碎的具体感受，毕竟身处这个时代）

内容

这本书的内容涉及2003-2019年的西方知识界，很吸引我。在内容不艰深的情况下，关注我未开始严肃看新闻（maybe 2016？）之前，人们在讨论的议题，有一种重新活过的快感。

19,18,17年值得二刷，后面部分略显单薄了。
(问：“从2003年开始，您每年写一篇“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自2016年起，您把综述的标题改为“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似乎比较明确地把重心放在了公共议题上。”
答：“最近几年我有意识地调整了文章的定位，更加明确地着 眼于公共思想议题，并加强和加深评论的部分，从“综述”变成“述 评”，希望在观点和论辩(而不是信息本身)的层面上让文章具有一 定的新意。”[1])

本书几乎涉及到了我关注或观察的各个社会议题（或许是我过于浅薄了？）。当然也存在一些议题我觉得应该有但是没有讨论到，比如同性恋议题（原因：我不好说），比如宗教(写得太少了)，比如科学（写得太少了），比如性（在西方，已经过时了？）。

我的迷思

许倬云在《十三邀》和许知远的这句话给我很深印象：“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私以为不读书就会只活在当下的时代，要把全世界走过的路都当做自己走过的路，把历史的经纬都变成自己的视野。仅仅拥有此生是不够的。

君子论迹不论心。我能理解差评者对该书客观性，广度、深度、媚俗的质疑和诘问。但我想，只要我能从中汲取智识，我就应该做出做感性的表扬。

我还写了几个字，不知道放在哪里好，放在这里好了：

1. 作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次从新闻和中短视频之外的另一套话语中听到欧美的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很涨智识。
2.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面居然敢暗指塞里斯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威权主义。对于不同媒介的审查程度不同。大家多读书吧。”我们不用时时刻刻都喜欢读书，但希望你读书，希望你读好书，希望你为了自己好好读书，不要放弃，好吗？”
3. 在2015年这一章聊了欧洲的恐怖主义，远比柴静的纪录片，深刻、客观、真实

摘录

作为没一页废纸的书，没一句废话，几乎每页我都喜欢的书。我对这本书做了大量标注，但是由于其观点的深刻、多样性，对立性和多层次，以及其大尺度的时代背景、视野和历史纵深，我很难将里面的每一个段落、句子孤立地进行摘录。

出于延续上一次对女性主义的讨论的目的，以及这篇几乎是我标注比最高的一篇文章：Chapter 2017年的《反性侵运动和女性主义辩论》

摘录全文如下：

《时代》周刊将2017年度人物授予“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向控诉和反抗性侵犯与性骚扰的社会运动致敬。封面刊登了五位女士的合影，她们勇敢打破沉默、公开陈述自己遭受性侵扰的经历。照片还包括只露出手臂的“第六个人”，据杂志主编介绍， 这代表着许多匿名的指控者，迫于压力与风险无法暴露身份，但愿意分享自己的遭遇。演员艾希莉·贾德是哈维·韦恩斯坦最早的指控者 之一，她对韦恩斯坦的指控成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10月中旬，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推特上发出倡议，邀请曾遭受性侵的受害者们以 “#MeToo”（我也是）作为状态更新的标签，以唤起社会关注。在短短几周内，这个标签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率达到五百万次，从而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社会运动，许多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MeToo”运 动 ， 法国则创造了自己的特色标签 ， 称之为“ 拱猪 ”运动 （#Balancetonporc）。

原本孤立分散的受害者及其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结成广泛的联盟，各大主流媒体迅即呼应，声势浩大的舆论鼓舞了更多的受害者出指控。到12月中旬，美国政界、演艺界、传媒界以及商业和企业行业中，至少有九十八位（其中有一位女性）知名人士受到公开的性侵指控，他们大多被解雇或被迫辞职。12月7日，受到性骚扰指控的联邦参议员艾尔·弗兰肯宣布辞职。12月12日，肯塔基州的州众议员丹· 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媒体曝光的性侵指控，随后于次日早晨开枪自杀。

反抗性侵扰的公开行动在美国大约有二十六年的历史 ， “#MeToo”最早是2006年由黑人社会活动家塔拉纳·伯克发明和传播的标签，但从未形成像今天这样广泛和强劲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挑战 了位高权重的施害者，也促发了意识与观念的变革。在《华尔街日报》10月的一项调查中，49%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有关“#MeToo”的新闻报道促使他们更认真地思考自己对待女性的行为。

好莱坞是性骚扰的“重灾区”，也处在反性侵风暴的中心。《纽 约客》的资深记者达纳·古德伊尔最近发表文章《好莱坞可能改变自 己的方式吗？》，报道了“后韦恩斯坦时代”正在展开的严厉“整 治”（remediation）行动。[38]目前好莱坞的整个风气正在发生剧 变，“零容忍”政策冲击着惯常的言谈举止，所有场合使用的语言 （包括在餐馆向人问候的方式）都会受到影响。一位性骚扰问题调查 员表示，一旦接到举报，他们会“即刻”（不是过几天或一周，而是 立即开始）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整治行动也在清算历史旧账，现在 已基本完成。那些被指控者的照片已从墙上取下，他们的名字会被从 捐赠的建筑物上抹去，电影在替换演员之后重拍，网上图书馆的相关 资料会被撤下，电影被搁置。这位调查者说，“与被告者的任何关 联，现在完全是有毒的，经过一波波的清除，然后是苏联式的抹除 （erasure）”。的确，那些曾经盛气凌人的施害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 处，但清除历史的做法不免让人发生警觉的联想。

应当如何对待有性侵问题的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凯文·史派西已被逐出第六季《纸牌屋》，新电影《金钱世界》删除了他的全 部镜头，在更换演员补拍后刚刚上映。那么如何处理已经发行的作品 呢？是否应当禁映甚至销毁伍迪·艾伦以及（尤其是）罗曼·波兰斯 基的电影？在学术界也有同样的问题。贝卡·罗斯菲尔德在《高等教 育纪事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存在一些重要甚至经典性的学术作品， 其作者的性操守堪忧甚至不可接受，他们本人应当受到谴责或惩处 （如果仍然在世），但“赞颂思想”要与“赞颂人生”脱离。基于作 者的道德操守来查封他们重要研究的做法可能是有害的。无论如 何，这场运动再度触发了一些令人困扰的难题：社会正义是否要求文 化的道德清洗？这会损害艺术与学术的自由以及历史记忆的完整性 吗？

另外，这场运动对政治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大西洋月刊》发 表文章指出，身陷性丑闻是罗伊·摩尔在亚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选 中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调查显示，亚拉巴马州选民的党派分歧 远比性别差异更为显著：共和党的女性选民仍然有90%投票支持摩尔 （只比其男性选民低2%），她们相信摩尔的性侵行为属实的比例也仅 比男性选民高4%，且比民主党男性选民低40%。另有研究指出，就性别 政治问题而言，两党极化趋势的驱动要素不是性别本身（男性或女 性）而是性别立场（是否相信男女应当平等）。10月，皮尤中心的一 项调查显示，对于“这个国家对女性权利的伸张走得还不够远”这一 陈述，在民主党男性中的支持者要比共和党女性中的支持者高出31%。 这意味着“民主党并没有变成女性的党派，而是正在成为女性主义者 的党派”。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MeToo”运动也不 例外。争议很快就出现了（虽然明显的反弹到2018年初才开始）。值 得关注的意见不是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抨击，而是自由派甚至女性主义 内部的批评。11月22日，在线杂志 发表了四位女性学者和作 家（包括杂志主编）的批评意见。12月18日，英国左翼网刊 汇 集了十三位女性知识分子的异议。这些作者都坚持男女平等以及反性 侵的立场，但对“#MeToo”运动的发展趋势感到忧虑甚至强烈的不 满，简要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运动目前的趋势可能在女性主义内部导致一种文化转向， “从女性的赋权（empowerment）目标，转向赋予女性受害者的地 位”。最令人不安的倾向是运动演变为一种“告解的竞争”——“一 个女人的证言越可怕，她可能从网上姊妹那里获得的同情就越多。” 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遥法外、现在才站出来的指控者们赢得了欢 呼，被誉为“女英雄”和“强大的女性主义者”，而那些提倡并做到 了当即明确有力地拒绝侵扰，并快乐地继续自己生活的众多女性，现 在却被嘲讽为“受害人的责难者”。在当下的风潮中，好像愿意充当 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确的女人类型”。将女性视为脆弱的受害者，而 不是胜任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使受害成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 挫伤女性的适应力，这是从以往取得胜利的女性进步事业中倒退。

其次，对性侵扰的定义越来越宽泛，使运动失去重心和焦点。真正的受害者在暴力或隐性权力的威胁下陷入困境，不得不忍受侵害， 她们不仅值得同情，也需要声援和司法救助。然而，将任何不合心意 的一句赞美、一个玩笑、一声口哨甚至一次眨眼都界定为性骚扰，这 将使整个运动琐碎化（trivialized）。“当28%的年轻人认为眨眼也 可以是性骚扰，社会就可能怀疑女性判断危险和应对公共生活的能 力。”女性主义应当鼓励女性施展独立自主的能动性，而不是将女性 “婴儿化”。将职场上危及女性生涯的性骚扰与无关紧要的社会麻烦 相并论，这样的运动只是满足了“中产阶级的记者，饥渴于名望的 政客以及显示美德的明星”，“普通工薪阶层的女性根本不会去理 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姐妹们相比，西方女性享有非常优越的地位 和法律保护，“却把自己刻画为身处危难的少女，无力应对成人世 界，永远需要援救”。

再次，这场运动揭露了严重的性犯罪以及女性被轻视的程度，这是健康的。但现在“它已经演变为一场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许多男 性被指控有无法合理定罪的越轨行为，并得到迅速而可怕的惩罚， “但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没有法定时效，这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荒谬 的”。运动忽视了正当程序与无罪推定的法律传统，逐渐演变为一场 群众性的揭发和公审运动。甚至有位女性主义者在推特上声称，“我 实际上毫不关心无辜的男人们由于受到性侵犯/骚扰的不实指控而失 业”。这是在引导人们“发展围攻心态或建立战区”，而这种行为会 使运动演变为一场针对男性的大规模“猎巫”（witch-hunt）行动， 从而制造群体性的道德恐慌。“在2017年，我们几乎可以凭借一项指 控就摧毁任何一个男人。”

最后，这场运动的极端趋势正在制造两性关系的对立。假定男性霸权的结构是根深蒂固且无处不在的，男人天然属于“邪恶的压迫阶 级”，而女人则生活在恐怖的性压迫之下。“这个文化时刻已经转变 成女性受害者的狂欢以及对男性的妖魔化。”这将把男女关系塑造为 潜在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敌对关系，或至少将本来复杂丰富的两性关 系转变为谨小慎微、彼此提防的关系。“如果我还是一个在寻找伴侣 的年轻女子，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男人在吻我之前必 须确认一份联署协议。”厌女症确实存在，“但如果女性将自己描述 得如此脆弱，无法以健全的常识感应日常生活的微小变化，那么厌女 症的态度将会盛行起来”。

这些对“#Metoo”运动的批评和抨击，有许多是片面和过激的，但也并非无可反驳。在事实层面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自发社 会运动缺乏明确的组织和领导，本身包含了复杂多样的方面和倾向。 批评者很容易选取任何一个有问题的侧面或支流，以偏概全地攻击整 个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在强调程序正当的同时，完全漠 视了一个事实——“#Metoo”运动的激进性恰恰是对程序主义功能失 灵的反弹。在职场和校园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的严格意义上（以 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而言）的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但受害者或投诉 无门或举报无果，纸上的法律与规章在实践中变得形同虚设，积怨已 久的伤痛爆发为运动的力量，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运动的宗旨并不是 要瓦解法律和程序，而是要激活和改造沉睡已久的程序正义，让它在 实践中恢复活力。的确，法律程序的稳定性与社会运动的激进性之间 存在着张力，如何平衡与协调两者的关系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这需 要在运动进程中被认真对待和解决，而不应当成为将运动污名化的一 个理由。

就批评者的立场而言，这些作者几乎都属于自由派或左翼阵营，甚至大多都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这也反映出女性主义本身在发展中 的内部差异与分裂，而这些分歧由来已久且难以调和。类似的意见分 歧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年底之后发生的两场争论之中。2018年1月，反性 侵运动遭遇了明显的反弹。法国著名演员凯瑟琳·德纳芙等百名知名 女性联署了一份公开信，对运动提出批评，并引发了激烈争论。在美 国，刚刚荣获金球奖的喜剧演员阿齐兹·安萨里受到化名的性骚扰指 控，由于事件的性质处于“灰色地带”，媒体与网络上出现了大规模 的意见冲突。

韦氏词典选择将“feminism”（女性主义）作为2017年度词汇。“#Metoo”运动带来了女性主义的新一波兴起。然而，女性群体并不 是同质化的，她们不仅有经济阶层、教育程度和种族认同等区别，也 并非天然地支持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者内部，也存在复杂的代际差 异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体现为对多种诉求的不同优先级排序， 以及对女性主义实践的不同战略构想。无论如何，2017年的反性侵运 动重新定义了社会对待女性的标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 可容忍的。历史上每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进展都遭遇了反弹，但“时 代精神”正在发生改变，每一次回潮都可能激发新的反思和勇气，从 而开启下一次运动的大门。

[1] 澎湃新闻对刘擎的访谈（2018年3月18日）
[2] 安溥。不过我更喜欢张悬时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