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极限》观后感

作为近期最热的女性主义的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是我进行性别（Gender/Sexology）研究道路上，不可错过的一个人、一个现象。

题外话，我很喜欢上野千鹤子在这次演讲的观点：東京大学入学式-上野千鹤子致辞-努力就会有回报吗。

我在豆瓣上进行了考察：《厌女》和《始于极限：女性主义仿佛书简》的评分都是9分且评价人数都是7万 。考虑到前者是2015年出版，而后者是2022出版，本着优先了解当代的原则，我选择先读《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这本书。

不得不说，铃木凉美不仅文笔差，不知所云，而且每次书信不大符合主题。

我在这本书学到很多尊重女性和弱者的观点，这有助于我反思自己。

在肯定这些内容的同时，并不妨碍我批判这本书存在的问题。

私以为女性主义应当追求保护弱者和男女平权，解放被父权制压迫的男性和女性。

在这本书，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上野千鹤子夹带私货，即以（日本）整个男性群体为敌人的狭隘女性主义。

这或许与日本的情况有关：男凝严重、畸形的现代化进程、反帝反封建不彻底、狭隘的岛国、大男子主义盛行，少子化等等。

总的来说，这本书中提及的观点比较脱离现实情况比如经济等，甚至不考虑男女的客观生理差异。

本书的女性视角和笼统概括整个性别群体，天然地放大和美化了女性，窄化和丑化了男性，回避了父权制社会对男性的规训。父权制社会下不仅是男性凝视女性，还有女性对男性的规训。

这本书利用偏见简化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问题，忽视了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的复杂构成，即一个群体内部同时存在善人与恶人，仅仅将一个群体臆想为丑恶群体，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甚至也否定了人的复杂性：一个人可以同时存在缺点和优点，甚至可以同时保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等。这使得这本书中的众多观点难免偏颇，经不起实体推敲。

另外，将亲密关系仅仅理解为性关系，也过于偏颇了。

在《女性主义》一章节中：

不过话说回来。正如你所说，女权领域的站队问题着实教人头疼。一说“卖娼这行当还挺有意思”，就会被立刻认定为支持性行业。说“对出卖性抱有厌恶感”，就会马上被划入敌人的范畴。要知道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我对××抱有厌恶感，所以才觉得它有意思”也是完全可能的。在关于表达自由的争论中，我属于女性主义者中鲜有的“反（法律）限制派”，因而被打成反女性主义者，AV行业的人也向我发难，而男性的“表达自由派”又误以为我是自己人。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女性主义的世界。追求“正确”的人往往不能容忍其他半点“不正确”的事物。人类的历史充斥着异端审判与猎巫。

但我一直认为，女性主义可以不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因为女性主义是一个自我申报的概念。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不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女性主义是一种没有政党中央、没有教堂和牧师，也没有中心的运动，所以没有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女性主义也不是什么智能的机器，只要把问题塞进去，它就会把答案吐出来……我一直都这么想。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长久以来都是论战不止、热火朝天的言论竞技场，今后也不会变。可局外人还是不停地让我们站队，问“你是女权还是反女权”。多荒唐啊。干脆摆下一句话，“我就是我”，随他们去吧。

因此，无论他们说我搞歧视、反日还是别的什么，都没人可以阻止我自称女性主义者，我也不打算摘下这个头衔。毕竟我从那些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女性的话语中学到了太多太多。我发表的言论大多是借鉴来的，几乎没有原创。再说了，“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在日语里也都是用片假名写的外来语。很遗憾，它们都不是日本女性的发明创造。

上野千鹤子对于’女性主义是什么‘的模糊态度可能导致了一些问题。首先，缺乏对女性主义核心概念的明确定义可能使得其内容变得模糊不清，进而导致社会在理解和实践女性主义时出现混乱和分歧。其次，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应当承担起引导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进行深入理解和批判性思考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以模糊的口号来包容一切。她回避对女性主义进行清晰的界定可能意味着她并未充分履行起作为学者的道德责任与良心，而是将其视作获取学术资本和利益的手段。

一本书不可能事无巨细、十全十美，我希望从自我的经验和视野进行一些补充：

•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父权制下并不只存在‘男凝’。部分女性以父权制为理由合理化其’弱者‘身份，索要高价彩礼，对男性提出更高的经济要求等。这当然是对父权制对女性剥削的回击。只是这种激烈的回击机制，过去、当下和未来不断撕裂和刺痛着男女平等。
  • 对’女凝‘进行理论化整理，可以作为观点更加建制的学者的课题，以回击极端女权主义者
• 铃木凉美在书信中，长期控诉自己被人贴上“前AV演员”的标签等。可是，在我看来，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性交易可以谋取高额利润，恰恰是因为它不被法律保护，身体得不到保护，和名誉损害等。用一种冷峻的说法，这种行为只想要利益，却不想支付对应的成本。

我想引用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思想暗网和文化左派的危机>的一句话提醒自己：

从事“申冤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

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制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

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最后，以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的这句话作结：

这种价值冲突是所有文明都不得不穿越的风暴。

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

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

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

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